《瘟疫》是由Camus《卡繆》的名著The Plague改編而成的，但我將發生「瘟疫」的地點改成香港。何以會有這個構思呢？話説當年滿山貧民搭住的木屋和半山昂貴的高樓大廈，有著非常強烈的對比。貧富太懸殊的時候，自會產生矛盾，繼而爆發衝突，那是無可避免的事實。 六十年代，東江水還沒有供港的時候，香港水荒嚴重，最駭人的一次是每隔四天才能供一次用水。富人影響不大，多花幾個錢而已。而窮人呢？真是叫苦連天！住在山上的木屋居民更慘！我曾親眼目賭有這麼悽慘和駭人的事情發生。一般政府的街喉（只限於有裝設的地方，有些地區當時連街喉都沒有的），都設在近大街的地方，你會看見到處都擺滿輪候街喉放水的水桶「長蛇陣」。但住在山上日出而作，深夜才歸的木屋居民，又何來有水用呢？他們惟有付出五毫子一桶，非常昂貴的買水錢，請賣水的人擔來，賣給他們用。那賣水人的水從何而來呢？他們説是從山上水井挖來的，所謂山上的水井其實是甚麼呢？原來那並不是甚麼水井，而是一個比較深的洞，那些水則是由四面八方流入來的汚水。不知有多少木屋居民，就靠用這昂貴的五毫子，買回來的一桶「坑渠水」過活。飲用後百病叢生，是可想而知的。那是事實，千真萬確的事實！這種懸殊得如天堂和地獄之分的現狀，隱藏著危機，像一個計時炸彈，早晚會產生一種「瘟疫」，同時那種「瘟疫」又將會一發不可收拾。 於是，我把《瘟疫》寫成，就在香港極繁榮之際，由工廠裡的鼠疫開始發生。當「瘟疫」到來時，各個階層無一倖免。從瘟疫的出現，到由空氣傳染，人與人接觸傳染，整個社會大亂，富人紛紛走避，窮人叫苦連天。這個大災難，是港人從來沒有經歷過的，我呼籲大家鎮定，不要驚惶失措，不要失望，緊守各人的崗位，共同努力，總有一天，瘟疫是會過去的。劇終時，大家熱烈地慶祝，因為瘟疫終於過去了，香港重現一片昇平、繁榮的景象。 劇本寫好，又是電話簿那麼厚，隨即展開製片工作，向有關部門申請實景拍攝。在製片之時，已感到難度極高，原因是人物眾多，牽涉整個社會各個階層，從官方到平民，從富家到窮人，從醫療隊伍到病人；其次，場景又多，包括急症室、醫院病房、隔離營、機場、民安隊、警隊等等。開拍之前的籌備工作，已經做到筯疲力竭。演員方面，也動用了國、粵語片兩邊能用上的演員，「卡士」（陣容）之大，實屬少見。 非常感謝榮華公司的李嘉恩和吳添丁兩位，以及當時的劇務林醒凡兄，一直大力地從旁協助，全力以赴。拍攝過程非常艱苦，這是可想而知的事。當整部片拍完，剪輯好，足有十一本戲（即十一巻菲林拷貝），放映時間合共兩小時之多。要送檢的時候，突然接到李嘉恩的電話，召我立即回公司。當時他跟我説：「有事發生，好大鑊！」 回到榮華公司，見到李嘉恩及吳添丁兩位，真有點驚惶失措。李嘉恩告訴我，他接到左派人士警告，説龍剛是港英特務（我心想：「又來這一套！」），《瘟疫》是由香港政府出資，授意我拍的。不但不可以在港上畫，更要將影片燒毀。肥佬（胖子）李嘉恩被嚇得面青唇白，因為他當時雖是榮華負責人，但亦是「打工仔」一名，《瘟疫》拍了四十多萬成本，現在有人要他燒毀全套片，也難怪他驚慌。及後，甚至有人寄了隻死老鼠去榮華公司給他，更嚇得他牙關打震，臉無人色。 我當時非常鎮定地向他解釋：「人家說龍剛甚麼特務，我姑且不談；但《瘟疫》肯定不是香港政府出資，而是榮華公司真金白銀付錢拍的，這是千真萬確的事。再者，我這部片才剛剛拍完，沒有人看過，何以左派人士説這是一個『反動』的戲呢？」至於為甚麼香港政府願意借出實景給我拍攝？那是我向他們申請得來的結果。過去，《英雄本色》和《飛女正傳》都試過向香港政府申請拍攝實景。如果因為政府借實景給我拍，而把我升級為『港英特務』，我也無謂答辯，因為那頂帽子我早已被扣上。」我提議李嘉恩：「我只是一個編、導的人，我不會堅持要做些甚麼，也無權過問或左右你的行政決定。我願意將這部片交回給你，隨你怎處置都行。」 我不知道李嘉恩與對方談些甚麼，但後來知道他將影片交了出來，讓他們隨意刪剪，但沒有答應不上映，因為拍四十多萬的戲不上映，是無法向新加坡的榮華老闆交代的。 李嘉恩接觸的是甚麼人，到四十年後的今天。我都不得而知（也不想知）。但兩個鐘頭的戲，回來之時，卻只剩下七千多尺，即大概八十多分鐘的戲（整理者注：香港電影資料館所藏的《昨天今天明天》，片長則僅72分鐘）。李嘉恩於是又召我到公司，叫我把影片重新駁好，還要改個新的片名（《昨天今天明天》，1970），不准用《瘟疫》兩個字。他們都算「覇道」得厲害，我做了幾十年電影，到那個時候才知道，原來除政府的電影檢查處外，還有一個更權威的「電檢處」，可以亂剪一通，且不需要講理由的。 四十年後的今日，依然有人問我，反對的人是憑甚麼論點刪剪那個戲的？我都想知，但始終沒有人告訴我。我是依照《瘟疫》的劇本拍的，還幸香港電影資料館保存了這部劇本，有興趣知道當時他們憑甚麼論點刪剪我部戲的人士，大可將《昨天今天明天》的拷貝，和我原來的劇本對照一下，便能夠知道多些。但對我來説，這是一場惡夢，不提也罷！ 非常不幸地，數十年後的一天，香港真的發生了「瘟疫」（指2003年的沙士疫症），有人在香港電影資料館，找龍剛的《昨天今天明天》來看。不看由自可，一看之下，不禁嚇了一跳，「瘟疫」的整個過程，像如何宣佈成為疫埠，如何進行緊急應變措施等，完全跟龍剛的電影一模一樣。甚至有人開玩笑説：「難道龍剛是先知！」真教我感到啼笑皆非。後來，國家終於把「文化大革命」評定為一場錯誤的運動，一場禍國殃民的運動，許多受害人得以平反。可是，我的《瘟疫》呢？可以找誰還給我？ （摘自《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六：龍剛》，頁59-62，整理者：盛安琪）